杨国荣：中国哲学：理解与定位

每一事物要成为某种事物，就应该把自己孤立起来，并成为孤立的东西。

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3.3.3 国家的民主集中结合制 民主集中制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国家基本制度。

社会不只是单个人的加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合作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会达到1+1=3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句就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可以领导政权机关、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还可以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群众去监督政府。也正是现实的激励机制而不是主流叙事的虚空说法使得更多能力突出且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更应该将激励机制合法化和公开化，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有点像在野党，按照现代政党的模式运行，只不过不需要进行竞选。

以党章为根本，按照党章确定的基本原则、要求和任务，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宪法性建制要想发挥它的实践功能，就需要构建使法必行之法的机制，使人民之法成为现实社会的规范法则。

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保家卫国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保家的层面上，相对于家、家族或乡里等家的概念，国家对广大民众而言始终是一个陌生甚至异己的事物。（三）全球规则下的中国国家行为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它在本质上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私人领域和国家领域之外还存在着天下领域，天下领域高于私人和国家领域，成为规制私人行为和国家行动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标准。共同建设法治观和一体建设法治观建立在法律的同一性原则上，也承认了国家、执政党和社会的相对独立性。

具有规范意义的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范围内，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是法律人——即由法律创造并由法律调整的拟制的人。与此相反，公民身份则表达了一种形式上平等，扬弃了自己人和外人的界分，从而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张正相关的逻辑关系：公民观念越强，国家观念就越强，公民共同体越强大，国家就越强大。

参见秦晖：《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和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载秦晖：《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美国有政府集权而无行政集权，美国的政府集权高于欧洲以往任何一个君主国家。[28] 在托克维尔看来，政府集权不限于作为中央政府的联邦政府权力，也包括他称之为拥有州主权的各州政府权力，但联邦政府（包括总统、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所享有的法定权力却是美国国家政府的独断权力，这种唯有联邦政府享有的权力由人民授予并由联邦政府所独享。宪法性建制下的公民对国家的忠诚体现了公民与国家在宪法权利和义务上的统一，公民履行宪法和法律义务是公民忠诚国家的法律表现，国家尊重和保护公民宪法权利则是国家对公民忠诚的回报，在这个意义上，对国家忠诚就是对宪法的忠诚、对人民之法的忠诚以及人民的自我忠诚。

就此点论，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其不能组织国家也亦可。19世纪末20世纪初，寻找中国国家富强的有识之士被西方社会的强大所震惊，让他们不解的是，为什么倡导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反而更为强大，更能显示出集体的能力，而以集体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不堪一击？[16]向西方学习的文人中流们开出的国家富强方案是加强国家权力也并非偶然。政府是有效率的有限政府。然而，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只是公共权力在公共领域中的规范形式，它们还不能替代具有私人属性的社会领域。

好政府的标准不是政府拥有更少的权力或无权，而是政府无论权力大小都需要受到应有的规范制约，小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将同样导致与专制一样的后果。简短的自然法历史表明，17、18世纪，以格劳修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为代表的自然法学者以自然权利和理性为核心概念为现代国家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根据，在解构宗教权威树立法律权威、解构封建特权树立人权等方面打造了现代化的理想秩序。

社会是受法律保护的自治体系。[30]传统国家治理既要依赖于各种名目的中介掮客阶层，又要对中介掮客阶层给予有限的监控，形成了国家权力高度统一与国家能力低下的悖论。

它办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工作超过了人力之所及。文化解释、民族国家解释和政治解释都有其内在的解释原理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各自的规范性，产生了不同视角下的解释效果。执政党是接受宪法和法律作为最终承认规则的现代政党。法律标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也是容易被忽视的标准。如果说1978年至2013年国家政治哲学着眼于小康中国，那么在总体实现小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的总需求开始从小康中国走向富裕中国或幸福中国，国家治理方式随之需要发生改变，实现从邓小平所说的穷治的老方法向富治的新方法的转变，这或许是执政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和意义之所在。因此，中国国家行为在受制于法律、宪法和国际法等刚性法律规则制约的同时，也要求确立天下之法下的中国国家行为正当性，这恐怕是最难以落实也是最不能丢弃的文化和社会制约因素。

只有使执政权力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才具有完整性。（一）法律下的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 法律下中国的一个重要议题不能回避国家权力分配和行使的正当性问题。

孔飞力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历史研究表明，从清朝中叶、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国家与处于国家与农民之间中介掮客阶层的斗争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中国现代国家不能有效成长的重要因素。执政党的法治观有别于国家法治观和社会法治观，也不同于纯粹的法学理论，但执政党的法治观是执政党的执政承诺，具有付诸具体法治的制度效果，也可以较为顺利地形成关于法治的公共政策。

为了与全球规则的精神保持一致的立场，2013年我国的国际人权报告将已经形成的我国法律体系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如何在保持国家统一和强大的同时使国家权力不受中介掮客阶层的侵蚀和盘剥，从而对国家的人实施平等保护是国家现代化建制的重要议题，该议题是对身份政治从特殊主义走向普遍主义的进一步思考。

公民作为被建构的社会主体反过来也建构国家。相对于穷治，富治包含了更多的方法论要素及其更具挑战性的目标，由于着眼于人的自由和幸福，富治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性转型提出了不容回避的历史要求。从上述任何一个解释路径出发，我们都可以看到阐释中国共同体的一个本质特征。无论是政府集权还是行政集权都是在国家这个特定的公共领域中才有效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不是人民权力的代名词，在国家权力之外还存在着非国家权力。

[11] （三）组织化的社会与法治 建立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是现代性制度的基本要求，国家和政府只有立基于法律之下并且根据法律程序的规范要求才具有合法性品质，培育和守望守法国家和守法政府始终是现代性实践的主线。不同的共同体都有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标准。

持反对意见的人们或许认为，集权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阻力，中国社会缺乏的不是集权，而是分权、自由和自治，后者诸因素才是需要着力提倡和加强的。建构法治中国是从法治维度构建正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战略意图和规划，只有运用法治方法和法治思维，才能为一个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裕和人民幸福的国度提供稳定、连续和规范的保障平台。

对中华文明共同体（文化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中国）和中国人民共同体（政治中国）的不同解读形成了对中国共同体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就国际法而言，构成国际法渊源的元素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国际社会对包括国际人权宪章在内的国际公约或宣言的性质从未有过统一的认识。

[32]顾炎武：《封建论》，载《亭林文集》卷一。在法律的同一标准下，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必诉诸于非理论性的暴力方法，它们之间的冲突需要在确立的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同样地，私人之间的纠纷也应当遵循法律的正当方法，而私刑、私力救济等行为则被宣布为非法行为。外人不是家人，更不是自己人，在极端情况下，外人是敌人或可能演变为敌人。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理政的规范行为原则，是被确认为治国方略的宪法原则，然而，将这种原则化的规范行为转化为社会成员一体遵循的行为标准需要执政党的前立法行为，执政党在遵守合宪性原则的前提下提出贯彻依法治国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以作为具体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的指导性建议。

二、法治中国的规范解释 法治中国是执政党法治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述，也是执政党履行宪法义务的重要执政措施之一。[1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国际法的情况较为复杂。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人民的范围可大可小，这取决于在不同时期对人民的解释，并非所有的同胞都是公民，也并非所有的公民都是人民，敌人是公民但可以不是人民中的一份子。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自然法作为解构的历史功能的完成，自然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退出了主流理论视野，代之而起的乃是维护既有秩序的法律实证主义。凯尔森明确指出：国家是一个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强制性秩序构成的共同体，而这个强制性秩序便是法律。